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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飞跃: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焕发生机
2018-03-01

 新飞跃: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焕发生机

           文章来源:《瞭望》 [作者:韩庆祥 陈远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一般而言,科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可以形象地分为“发动”“助跑”“起飞”三个阶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重要贡献和历史地位来看,亦可分为三个阶段:

  其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成果为邓小平理论,此为“发动”阶段;

  丰富发展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理论成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此为“助跑”阶段;

  成熟完善于十八大以来,理论成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为“起飞”阶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一新飞跃,源于实现伟大梦想,源于推进伟大事业,源于进行伟大斗争,源于建设伟大工程。

  【“伟大梦想”: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科学理论因承载伟大梦想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国发展起来、使大国成为强国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紧紧围绕实现“中国梦”而不断展开和深化,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充分表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担当。

  “中国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追梦”历程之崎岖世所罕见。中华民族自秦汉始,曾以世界上的头号富强民族“独领风骚”达千年以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尤为巨大。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轮番入侵使泱泱大国濒临亡国灭种边缘。从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奋起抗争,虽前仆后继、屡败屡战、办法想尽,却不能救中国于水火。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北洋军阀使国家更加分崩离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接过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开始了新的征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今日中国,无论综合实力还是国际地位,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最大特点就是把世界、国家、民族和个人,把中国和世界都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取最大公约数。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利益被紧紧联系在一起,打通了个人、国家和世界,打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打通了硬实力、软实力和综合实力。因此,“中国梦”成为人民情怀、民族情怀、国家情怀、人类情怀相统一的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大同”“家国天下”的大胸襟和大情怀。

  在世界层面,“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赢得世界认同。在国家层面,“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富强的中国”“民主的中国”“文明的中国”“和谐的中国”“美丽的中国”“安全的中国”“统一的中国”。在个人层面,“中国梦”的实现也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中国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圆梦”之难度世所罕见。行百里者半九十。离目标越近,阻力、风险会越大,外围的质疑声、唱衰声会不绝于耳。当前仍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在这一世界格局中发展起来,必然会触动维系旧秩序的旧利益和旧思维。同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崛起,又意味着东方文明的复兴。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矛盾,与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载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伟大梦想”,其新时代的使命担当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伟大事业”:整体转型升级】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实现新的飞跃,主要看该理论能否推动事业实现新的飞跃。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大踏步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较以往更多更复杂。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所预见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新旧问题、新老矛盾相互交织叠加,极大地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例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科技水平总体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仍较突出,工业化尚未完成却又面临空前的资源环境约束,发展中的阻力和压力不断增大,周边安全风险呈累积态势,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中国,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体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由大国成为强国,实乃“惊险一跃”。

  而这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使命所在。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立足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统领中国发展总纲,运筹内政外交国防,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谋划和推动中国进入整体转型升级阶段。

  在总体方略上,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指导国家安全治理。

  在改革方略上,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总动员,勾画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些标志着改革由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由“基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单兵突进式改革走向“基于公平正义”的“五位一体”全景式改革。

  在经济建设方面,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技术和产业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人均收入从人均GDP7500多美元的中等偏上提升至高收入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引领型经济体,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的整体面貌和国际竞争力。

  在政治建设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极大激发社会活力、扩大人民民主、实现社会正义。

  在文化建设方面,牢牢掌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走向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补钙”、求同存异、凝心聚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更有效地构筑民族精神家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改善民生方面,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由“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由“收入差距过大”向实现“分配正义”转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提高收入水平,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提高福利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道路。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适应战争准备基点转变,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加大军事创新力度,使全军各项建设和工作向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聚焦,向实施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要求聚焦,向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聚焦。

  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方面,更加注重主动作为、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整体转型升级概括起来,就是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实践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整体转型升级,其新的历史方位及其实践价值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飞跃。

  【“伟大斗争”:助推理论新飞跃】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要靠伟大的斗争来攻坚克难,越是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时也越能促使科学理论实现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斗争”是推动科学理论新飞跃的“助飞器”。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重大论断是一个立意高远、意蕴深邃的时代课题,是基于对世界战略格局大变动、人类发展方式大转型、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深刻把握和战略考量。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局势的清醒认识,也预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飞跃。因为,缺乏与“伟大斗争”相适应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要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党既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也要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等“四种危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伟大斗争”,根源是要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内涵是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实质是铲除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要求是发扬斗争精神,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和斗争本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忍不拔的战略定力对待伟大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谋划伟大斗争,以“不怕鬼、不信邪”的底气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应对伟大斗争,以辩证的科学方略展开伟大斗争,既不为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十面埋伏”所疑惧,也不为各种错误倾向的“八面来风”所困扰,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驾驭斗争主动权,在经济转型、意识形态建设、科技竞争、铁腕反腐、精准扶贫、国防和军队改革、外交战略、主权领土争端等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抗住了大风大浪的冲击,使党和国家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谋划并实施一系列新的国际国内战略构想,譬如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坚决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赢得了先机、做足了准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发展态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伟大工程”:开启治党新气象】

  理论的发展与理论主体的状态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科学理论与伟大工程向来比翼齐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崭新局面,极大地提振了我们党的精气神,提高了我们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刷新了党的形象,为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跃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力量。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管党治党思想。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奇迹”的创造说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新思想,表达了党中央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其中,

  关于理想信念的系列论述,体现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的崇高追求;

  关于“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论述,彰显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

  关于“好干部”“四个铁一般”的论述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品格和担当精神;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论述,有力回应了借“改革”“法治”削弱党的领导地位的企图;

  关于政治生态的系列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关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论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治党思想;

  关于“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论述,揭示了“党兴则国家兴民族兴,党强则国家强民族强”的党建大逻辑;等等。

  这样的管党治党思想开辟了党建新境界。

  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常态化经常性教育机制。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各级党组织都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努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和战斗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依据党章管党治党,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突出党内教育常态化和经常性,既讲理想信念又讲铁的纪律,既立规又立德,既筑牢拒腐防变精神堤坝,又健全扶正祛邪长效机制。管党治党的新视角,促进了党员队伍的精神状态、能力素质、纪律作风、政治生态大改观。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

  “凡是”,着眼的是“全面”;“及时”“认真”“坚决”,体现的是“从严”。十八大以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入手,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努力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空前的反腐力度刷新了人们对“全面从严”的认识,让人们看到什么叫“零容忍”“全覆盖”“无死角”,刹住了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解决了不少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治党“利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建章立制,立“明规矩”、破“潜规则”,着重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制度,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我们党切实打造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制度笼子,修订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政关、能力关,把真正的好干部选好用好;推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纪律挺在前面,明确主体责任,以正面倡导、道德宣示、自律自觉的形式把我们党的“德”立起来,彰显了先锋队的先进性标准、执政党的政治性原则和政党组织的组织性要求;以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为契机,提高依规依纪巡视能力,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增强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这些管党治党“利器”产生了发力生威的效应,在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上取得显效,促进了良好政治生态和政治局面的形成。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焕发了党的青春活力,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态,大大增强了党内凝聚力、民众向心力、社会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标志着伟大工程进入了新的阶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作者:韩庆祥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陈远章系中央党校研究室研究员)